“U”型结构<br/>----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U”型结构<br/>----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5:08，全文字数：21803。

“U”型结构<br/>----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现实意义上的东西，比如家庭、亲人，但是他同时也收获信任，收获人性里面非常高贵的东西”[4]。《文城》在题材选择和写作模式上确实回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模式，余华也在这种模式中不断突破。在现实意义上林祥福失去妻子，顾益民失去财富和儿子，土匪和尚失去生命，但在精神层面上林祥福收获了陈永良等人的帮助和情谊，顾益民收获了对正义的新理解，土匪和尚也收获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在不断的失去和收获中，每个普通人物展现出生命原力。文学人物的生命原力，可能来自文学本身所具备的某种神秘力量，这种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还表现在封皮和腰封的设计上。在《文城》的封皮设计上，杨庆祥认为“首先画中是一个男人，微微低头，眼里是有眼泪的，眼泪将滴未滴。这让我想到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在这土地上的人，他们之间的爱、情谊、信任，我被这些所感动”[5]。此外，封皮的白色部分是余华“有意而为之”，“主要是我喜欢封面形象被横截以后人的神态和印迹，以及他眼含的泪珠，那个感觉非常独特”[6]。即完整形象因“人为”横截而产生“悲剧”，从而引起人的共鸣。完整形象处于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纯洁”阶段，因“人为”破坏导致“悲剧”发生而处于“受罪”状态。从孙光明被淹死，福贵亲人一个个离去，许三观的血无人再要，到宋钢卧轨自杀，杨飞在阴间“死无葬身之地”等因“人为”而产生的悲剧，林祥福在经历“人为”悲剧的同时又从文化精神上完成救赎，《文城》腰封上的批注或许是“救赎方式”：“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谈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先是在因文学可能具有的某些神秘力量的作用下进入“救赎”阶段，而后又因文学本身所具备的“净化”功能到达“复活”阶段。这样，历史必然性中产生的人为现实性悲剧，在文学精神层次上达成了“U”型结构。

《文城》原名《南方往事》。结合余华的生平以及《文城》中描写的地理环境，这片土地很有可能就是余华童年生活的浙江海盐地区。“作为文学母题的自我童年生活的艺术观照，尽管也必须如实地状写出童年所特有的致知方式和情感心理，但它是作家站在成年人的立足点上对逝去的自我童年的返观，所以它不仅不排斥作家的自我因素，相反，作家自我的强烈介入竟成为此类作品获得充沛生命力和历史感的根本动因。”[2]322童年生活影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认知，每当作家回忆这片故土的过去时，对“悲剧”往往表现出更明显的生命情感。《文城》所要展示的，就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展示个体人物在一个个“偶然性”事件中做出的选择和行为，填充历史留下的“空白”，表现普通人物在历史叙事中所具备的顽强生命力。普通人物展现的生命力，包含着对在一系列偶然事件对“悲剧”命运挣扎的生命情感和体验。

综上所述，林祥福和纪小美作为《文城》的主人公，两者心理层面上的“U”型结构的完成都借助了传统的某些因素。两者“U”型结构组成的相似对称图式恰好了反映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余华以“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达最高点。随着《兄弟》和《第七天》的“低评”，相继出现两个“最低点”。到了《文城》，余华在保留“残忍”和“温情”的基础上，尝试回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历史叙述层面，在文化寻根的基础上尝试用《圣经》的宗教性体验完成心理层面的“U”型结构。或许地理“U”型的无意设置暗喻余华继《兄弟》和《第七天》之后又一次宗教性体验的精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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