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br/>----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br/>----以《儒林外史》为中心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2:08，全文字数：32018。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br/>----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恢复礼乐兵农的传统。这正是封建帝都重视的传统。如第三十三回：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乐……[6]309

小说对南京雨花台和清凉山的叙事，并不仅仅停留在描写自然风光美景层面上，正如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雨花台》中写的：“缓步上平岗，怀古寻断碣……柳阴酒旗扬，柳色茶烟结……都人修礼乐，用以祀仓颉。”[17]44雨花台的魅力还在于体现了礼乐文化的人文景点，如，方、景诸公的祠，“夷十族处”和泰伯祠大殿，这些都明显具有礼乐的浓重味道。对南京文化气象的描写，不能绕开泰伯祠。这是尊重礼教的典型文化符号。《史记》对吴太伯的记载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蕴，一方面，司马迁人物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品德而不是才能，这一评价体系直接承继于孔子，包含了他对文明礼乐传统的肯定。另一方面，《史记》记载太伯有国号：句吴。国号是国家的标志，而太伯能聚集民众，无疑是以“义”为凝聚力，如此一来，太伯奔吴就有了明确的政治礼教文化的色彩。

《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描述了泰伯祠的气概以及隆重的祭祀礼仪场景。小说通过杜慎卿以世俗的眼光评价坚决维护礼乐制度的方孝孺，描写礼乐文化在世俗中遭受的质疑和嘲笑，侧面表达了作者极力主张振兴礼乐文化的意图。

诸葛天申见远远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来坐下说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处’。”杜慎卿道：“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汉法最重，‘夷三族’是父党、母党、妻党。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孙、曾、元，只是一族，母党、妻党还不曾及，那里诛的到门生上？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6]273

在杜慎卿的眼中，宁愿被诛灭十族也不违背礼乐正统的方孝孺，只不过是一个“迂而无当”的腐儒，他的死“不为冤枉”，作者借此批判当时的礼乐传统在现实中遭遇的阻隔，力图呼唤恢复礼乐传统。

小说中的雨花台是作为礼乐文化的符号描写的，《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通过小说人物迟衡山的口，批评世人全然不问礼乐兵农之事，倡导要重振礼乐兵农。而这样写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让大家学习礼乐，给社会培养一些人才，更可以为国家政教服务[6]381。正如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雨花台》中写的“都人修礼乐，用以祀仓颉”[17]44。雨花台不仅具有世俗的休闲景观，还承载了那个时代文人试图恢复礼乐正统的情感。

三、魏晋风流成记忆：儒雅旷达的士林文化气象

追溯南京城市文化的底蕴，无疑要从魏晋风流说起。虽然从魏晋到明清，已经间隔了上千年，但是其帝都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产生的影响力，浸润了魏晋以降的南京城，加上明朝初年，南京再次成为整个封建王朝的帝都，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南京市民的政治情怀。

吴敬梓深受魏晋六朝风尚的影响，仰慕六朝人物的不拘礼俗、诗赋人生的风流倜傥，他的南京情结自然而然地寄托在南京城市的一草一木之上。他是明清儒林中的一分子，他的政治梦想希望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得以寄托，《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有着作者的影子。他对儒林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儒林政治理想空间的描写，其实质上就是把南京作为当时文人士子的活动舞台。《儒林外史》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既有以王冕、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等为代表的真名士，也有以匡超人、杜慎卿等为代表的假名士。这些人虽然皆为名士，但是在品行和人生追求上却有天壤之别。

又如《鼓掌绝尘》月集中的金陵秀才王瑞，为了争夺教习职务，和另一个儒生李八八大打出手，完全一副无赖形状。除了王瑞、李八八这类士人形象，《鼓掌绝尘》还塑造了陈珍这类无耻文人形象，甚至写了私塾先生携学生一起嫖妓的故事，形象勾勒出帝都“礼崩乐坏”的现状。小说中南京名士文人形象的差异性、丰富性、复杂性，反映了南京作为政治帝都的文化历史的深厚。在封建科举时代，帝都是天下士人实现政治梦想的地方，金榜题名是士人普遍的追求，越是士人扎堆的地方，其政治性、文化性特征就越明显，这也是帝都和一般经济发达城市的区别之处。

(一)塑造了南京儒林名士怀慕隐逸、逃避现实的精神世界

《儒林外史》中的庄征君和虞博士就是这类代表。庄征君远离庙堂，退隐南京，享受南京湖光山色之美。他的隐逸就是看淡功名富贵后的举动。虞博士毕生愿望是能够积攒点散碎银两，每年能够让夫妻二人“不得饿死罢了”[6]263明清小说家们喜欢借助秦淮河表达落寞感伤之情，《儒林外史》中士人们的秦淮郁闷伤感情结还弥漫于秦淮河边的清凉山和莫愁湖上。这种回归自然的隐逸情怀，直接传承了魏晋风尚。明清时期的封建文人面对的政治环境虽然不同于魏晋时期，但是政治腐败加上江南地区一向崇尚奢靡，士人们往往因仕途不顺而多产生郁结颓废心理，因而寄情山水、游历山川成为诸多士人的精神追求。《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夫妇游山，作家借助所谓的名士们游玩清凉山，鲜明地揭示出隐逸士人的真面目，表明了作家对隐逸的看法：

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内，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喜喜，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嬉嬉笑笑跟着，两边看得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6]403

较之清凉山的文人游玩，《儒林外史》对玄武湖游玩的态度虽则看似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指向的都是文人心灵空间的自由。《儒林外史》写庄尚志游玩玄武湖时，夸赞玄武湖自然景色之美以及物产之丰富，然后笔锋一转，只说“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并且与杜少卿去清凉山看花喝酒相比，显示自己更为悠闲惬意，“在湖中着实自在”[6]418。这种行为被理解他的人视为“风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6]451。

(二)观赏戏曲、怡情愉悦的帝都盛世下的烟火气

六朝风尚深深地遗存在广大南京市民尤其是名士文人身上，成为南京市民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虽然六朝风尚的内涵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但是“六朝烟火气”可以说是六朝风尚的主流，也是南京名士文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梦想。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吸引众多士人来南京，从而形成南京一道文化景观。明清时期，每逢重要节日，城市一般都要举行各种隆重的庆祝活动，作为政治的中心，帝都的娱乐形式更是丰富而隆重。南京市民主要的文化生活为观剧和观灯。《儒林外史》对其进行了具体刻画。小说中提及的戏班多达一百三十个，它们大多分布在淮清桥和水西门一带，可谓戏班无数，而当地戏人也是唱功了得。人们无论是闲是忙都是将戏曲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因而戏曲的欣赏群体不分彼此。《儒林外史》中鼓楼街薛乡绅家请酒，邀请了淮清桥的戏子钱麻子，而钱麻子行程太赶，没办法给大家娱乐，高翰林顿感无趣。戏子鲍文卿病故后，他的戏班子一蹶不振，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南京都市，到周边县城盱眙、天长一带演出，挣口饭吃。莫愁湖大会时，杜慎卿组织了一场彻夜狂欢的“宴席”，其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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