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br/>----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br/>----以《儒林外史》为中心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2:08，全文字数：32018。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br/>----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皆建都于此。其后又有南唐李?、李煜建都，故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虽迁都北京，未免宫殿倾颓，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犹昨，自与别省郡邑不同。[2]3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积淀了深厚的帝都文化底蕴，但是，政权更迭频繁，过于短促的命运总是不断落到这座城市头上，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乃至后人提起这座城市就充满了伤感，甚至把南京作为风流云散的象征，变迁和流逝似乎成了南京文化的品格。这意味着明清小说对帝都城市王者气象的渲染有多么宏大壮阔，就会对其衰落感伤多么沉痛。如《西湖二集》卷二对南京从帝都衰落的感慨：

又因金陵是六朝建都风流之地，多有李后主、陈后主等辈贪爱嬉游，以致败国亡家、覆宗绝祀，所以喜诵唐人李山甫《金陵怀古诗》，吟哦不绝，又大书此诗，揭于门屏道：“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10]

对此，《儒林外史》的篇首词表达得更为深刻：“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这是深刻理解南京的帝都兴衰历史后的感叹，在这里，历史情绪已经逐渐演变为人生情绪[11]。也就是说，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情怀首先站在国家、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角度上，然后才是个体的感伤。而描写扬州、苏州、上海等小说中的感伤更多地着眼于生命个体对城市繁华不再、风流云散的悲哀，两者还是有微妙区别的。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后被江南其他城市所取代，在前朝的荣耀和后世的衰落对比中，强烈的反差和失衡是后帝都时代不得不面对的困窘。于是，在强烈的失落中滋生出越发浓重的“东南第一州”的梦华和“金陵帝王州”的怀旧情结，这就成为帝都城市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影响了历史上有过帝都经历的杭州和金陵，也正好契合了金陵小说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动机[12]。所以，“帝都文化气象”宏伟壮丽的书写背后，不可能没有沉郁浑厚、历史兴亡的“帝都兴亡情结”。

相比之下，明清小说中有关扬州、苏州的文字也抒发了城市衰落的感伤，但是，这种感伤明显少了历史兴亡和国家命运的味道。这在扬州小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品花宝鉴》第五十五回通过扬州富商精心构筑的园林庙宇的荒废中看到文化的凋敝：“又见几处阁楼，有倒了一角的，有只剩几根柱子竖着的，看了好不凄凉。”[13]同样是城市衰微，扬州的盛极而衰是无可挽救的事实，苏州的江南中心城市被迫让位于上海，则是无可奈何的失落与不甘，而上海从小镇崛起后陷入娼妓、赌博昌盛的深渊，凡此种种，促使晚清知识分子们在一种失落无奈、愤恨郁闷的现代性情感体验中咀嚼无尽的苦楚[14]。这些城市在明清小说中的书写，都普遍缺少了帝都兴亡的沉重思考，这是南京作为帝都城市有别于明清时期其他繁华城市的重要区别。

这种帝都特有的“王者之气”以及饱经历史盛衰沉浮的情怀，终究会潜移默化地浸染到帝都底层市民的身上，由此形成了南京市民屡经政治风云变幻而宠辱不惊的气质，这种举重若轻的风度，依稀有帝都饱经历史沉浮沧桑的影子。

二、礼乐教化不僭越：崇尚礼仪的帝都科举文化

帝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具有浓郁的政治文化氛围。南京作为当时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是举行乡试的考点，设有国子监，由此形成了封建帝都城市特有的科举文化景观。

(一)聚焦江南贡院、河房等科举文化符号的书写

明清南京的科举文化景观离不开江南贡院。封建科举考试等级繁多，士子科举场所并非帝都专有，但是，在整个明清小说书写的城市中，能够借助贡院等科举场所，把士人科举盛况渲染如此浓烈的，只有金陵。余怀《板桥杂记》中描写了江南贡院与士子科举的盛况：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若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尽，遂欢寡而愁殷。虽设阱者之恒情，实冶游者所深戒也。青楼薄幸，彼何人哉！[15]

江南贡院规模最大的时候，占地约30万平方米，东起姚家巷，西至贡院西街，南临秦淮河，北抵建康路，为夫子庙地区主要建筑群之一。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而秦淮河畔也因贡院、夫子庙的存在而繁荣起来。《儒林外史》对南京的科举文化有生动的描述：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邪。”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6]27

同样的情景在小说《醉醒石》中也有所体现，《醉醒石》第一回写主人公姚一祥去南京纳监。《欢喜冤家》第十回写许玄到南京应试，直接去贡院寻找住处，结果发现“家家歇满，再无寻处”，无奈之下，在贡院对门，发现“内有静室，安歇状元”[16]187。小说第二十回写到南京考试的举子太多，城中出现了大户人家专门租房给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现象。这些房屋环境“极其清幽”，利用科举考试期间，各地举子云集南京的机会，出租给他们，“常收厚利”[16]334。

明清小说对金陵科举文化景观的叙事，还出现了一个南京独特的地理空间----河房。所谓河房就是一种临水而建的楼阁。一方面，南京的河房是参加科举的士子们居住的地方。明代科举取士的贡院建在秦淮河边，进京赶考的举人或是做官的人便居住在河房内。达官显贵的到来，促使秦淮更加繁华，河房也成为人们娱乐享受之地。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杜少卿邀武书泛舟秦淮时，便是在河房里吃的午饭。河房沿岸，风景独佳，交通便利，且周边邻近贡院和市场，所以前来应试的人多爱居住在这里。《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刚到南京找房，恰逢乡试期间，众多应考的文人租住河房，也将河房的价格哄抬而上。文人骚客的求学入仕之道，带动河房经济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名声大噪。另一方面，秦淮河边的河房也是风月文化的符号。众多王孙子弟、富商绅士常在这里狎妓吹唱。每当乡试之年，天下应试者云集于金陵，文士们往往在居住河房期间狎妓以排遣苦读经书的寂寞和枯燥。科考以后，焦急等待张榜之时，河房是他们排遣寂寞的最佳选择。能金榜题名的考生毕竟少数，众多落榜士子为了打发内心失落惆怅，也会在河房里纵情声色。

由此，南京河房形成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科举文化符号：科举是无数士子博取功名的捷径，入住河房就应该自觉遵守礼仪之道。而河房又是当时南京最著名的风月场所。二者原本水火不容，但是，在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中，科举士子和青楼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故事，在无数诗文中显现。士子和妓女联姻，前者排遣读书的枯燥乏味，后者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二者似乎缺一不可，其完美结合恰恰成为了明清科举文化的典型符号。

(二)恢复礼乐祭祀文化传统的思想

研究《儒林外史》对南京的叙事可以发现，作家借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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