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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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种政策导致了财政赤字的扩大，与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推行的金融紧缩政策相互作用，给美国带来了高利率。这种高利率的趋势，使日本和欧洲的资本加速向美国流动，造成了美元的大幅升值。而里根政府倡导“强大的美元、强大的美国”，对美元走强表示欢迎。

但是，与经济实力相比，高位美元必然导致美国产业界竞争力的减弱，造成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扩大，以至于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同时出现。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都可以归结到“赤字双胞胎”的出现上。

然而1980年代前期，日本正在“临调”（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路线下进行财政重组。伴随着美元的升值，日元开始贬值，日本的内需在财政重组路线下受到抑制，而与此相对，日本的外需（经常收支盈余）却大幅膨胀。日美两国财政政策的不均衡，突出表现在日本的对外盈余和美国的对外赤字上，于是日美间的对外收支不均衡成为1980年代后半期重要的争议话题。

本来在自由汇率制度下，经常盈余国家的货币会升值，经常赤字的货币会贬值。但是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日元贬值而美元却升值了。其背景就是同贸易与服务等经常项目相比，金融资本项目显著膨胀，使世界经济发生了改变。

这种现象至今仍在持续加速，这给目前的人民币问题以极大的启示。20年以前，美国用了什么样的处方呢？

美国讨论的是东京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问题。即日元的使用情况向好，所以对日元的需求增加，这样低位日元和高位美元就得到了修正，日元美元协议就是在这种路线下形成的。对大券商美林出身的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和鼓吹市场至上主义的财政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而言，敦促日本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对低位日元进行调整可谓一箭双雕之计。

即使是广场协议以后，这种现象仍然可能重现。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一点，这会对正在进行货币谈判的各方大有裨益。诸位读者也可以从本书一窥美国财政部办公室1983年10月6日的情形。

2006年11月泷田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