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与时代价值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与时代价值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7:53:08，全文字数：33138。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与时代价值

��为美国民主标识的乡镇自治和其所承载的民主政治文化。共识的坍塌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极化的加剧，在美国，政治分裂不仅体现在选举中，甚至也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中体现出来[36]，使西方学者发出了“两个美国”的哀叹。

能够通过民主制度安排真正凝聚共识，寻找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优势。如上所述，西方民主并非没有构建选举与协商治理相衔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但这种努力却收效甚微。其原因有二：一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固有局限决定了自由民主制实践中物质财富和政治资源始终受到资本家和官僚集团垄断的威胁，而这将造成一种基于“资本资产和组织资产”[37]的双重剥削；二是以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当今所面对的恰恰是权利观念泛化[38]和自由至上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解构，自由主义理论家却用激进民主来寻求改善，事实上这不过是用个人主义来救济个人主义困境罢了。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执政党通过联系服务、宣传教育和组织凝聚群众[39]的社会功能在民主社会中构建起一支有能力引导、维护和保障民主过程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对民主社会的凝聚和支撑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制度化协商平台，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等方面，使得广泛表达和广泛协商能够产生广泛共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创造了中国社会民主意见充分表达和治理共识充分凝聚的比较优势。

(三)最管用：民主全过程性带来的治理效能优势

世界银行于1989年率先提出了“治理危机”理论，并给出了一套世界治理指数(WGI)评价指标来进行治理绩效度量，包含人民具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政府可信、政治稳定、政府具有监管能力、法治和腐败的有效控制等6个方面。这一社会治理理论体现为“多中心”和“去中心”[40]式的，强调公民社团和私人部门在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实际上是“对西方国家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概括”[41]。这种在人民、政府和第三部门间构建民主合作关系的尝试虽然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它的实效性也受到较为苛刻的条件限制----即它要能够满足WGI治理指数标准才可能是有效的。这实际上是要求在资本主义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背景下建立起一套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行政、民主监督相衔接的治理机制----从理论上看，它本身就与“治理危机”概念展开的前提自相矛盾；从实践上看，腐败的选举体制既无法产生稳定可信的政府，更遑论推动反腐败；从测量数据上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美式民主在政府信任、民主法治、治理效能和国家心态等方面的指数测量中也均不及中国[42]。

因此社会治理理论明显不适用于中国的治理实践，它在国内学界的研究中迅即经历了从提倡多中心、去中心治理到将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演变，国家治理理论转而“强调转型社会中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43]。在这一治理结构中，人民不是作为“多中心”进入治理实践的，而是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来掌握并使用国家这个治理工具。这种全过程性体现在民主过程和治理过程的连续性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有机衔接，具有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即它“内含权力和权利两条基本线索，人民群众既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也能够在基层社会事务中实现充分的自我管理”[44]。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国家这个握在人民手中的治理工具满足并且超越了WGI体系的衡量指标，具备了强大的治理能力。这种效能优势充分体现在西方世界经济衰退、社会危机频发的当下，我们党和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1]。

三、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对政治制度的评判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也绝不能搞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制度建设更不能靠想象突然搬来一座“飞来峰”[45]。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我国的历史和实际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马克思主义民主中国化时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从本质、机制和效能上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彰显出其时代价值。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新了民主制度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给出了使自身永葆生机活力的时代答案。

(一)更新了民主制度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自由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麦克弗森认为西方民主模式从19世纪早期至今处于不断的失败-替代逻辑中，以此可以将自由民主分为四个类型：保护型，即保护人民免于专制压迫；发展型，即将民主作为个人自我发展的手段；均衡型，即精英之间在较少大众参与的基础上均衡竞争；参与型，即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组织治理[46]。在此过程中，自由民主逐渐被塑造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其发展成一套僵化的制度蓝本。西方国家评判一个政体是否民主的标准主要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普遍选举、多党竞争、权力分立、有限政府等要素。不满足此类标准的国家往往被定义为威权的或专制的，不仅受到制裁，还要面对西方国家鼓动政变和颜色革命的威胁。发达国家先是通过对后发国家的殖民掠夺发展自身，后来又用暴力冲突“帮助”后发国家获得“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之显著不同，为民主制度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标准。一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更替，二是人民能否依法参与到对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中，三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是否畅通，四是国家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五是各方面人才竞争进入家领导和管理体系的机制是否公平，六是执政党是否守法、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制约监督[45]127。民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非装饰品。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提出的这6条标准涵盖了民主政治的领导力量及其规范运行、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以及全过程监督制约，具有更强的完整性、开放性、科学性。不仅如此，中国并不依据这些标准给各个国家划分三六九等，并不向其他国家输出或强加这些标准以对其进行“民主化”，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实在贡献。

(二)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

“民主化和民主巩固”是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其目的是对19世纪美洲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三次民主化浪潮给出理论解释，概括不同国家民主政治建立和巩固的模式经验，从而解释和预测特定国家的“民主崩溃”现象或民主化前景。民主化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发展遵循的是压制-反抗逻辑。巴林顿·摩尔指出英国民主权利的产生是由资产阶级对压迫性的政治经济模式反抗得来的[47]。阿西莫鲁基于博弈论框架演绎了精英与大众在压制性体制中的收益盈亏变化决定了民主化发生的时机和方式[48]。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是威权政体因绩效衰退或外部性等原因失去合法性而被民众推翻，代之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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