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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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已经过去20年了，出现了什么变化呢？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从2003年中期开始，总算开始恢复。日本银行审议委员西村清彦在东京大学任教授的时候，曾经创作《日本经济——看不见的结构改变》（2004年9月刊）一文，我们借用其中的表述，日本经济的确是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但西村认为，问题不仅在于不动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还有国内的投资收益低下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用很长时间去调整。
1990年代兴起的IT业和全球化，在最开始的时候，似乎不利于具有长期雇佣和连续交易特征的日本企业。企业为避免无情地削减人员，选择了“死猪不怕烫”型的调整，结果调整时间被无限延长，或许某一天它真的会取得成果。以日美构造协议为起点的缓和管制以及结构改革，对经济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经过了这样的调整期，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2%左右。距离把整个世界收入囊中还远着呢。另一方面，美国掌握着旺盛的购买力，经常赤字的结构却没有变。而中国从日本等处接受了生产设施，依靠美国的需求实现了增长——新的开发主义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这样，中国就直接面临着与日本当年同样的汇率上涨压力。
2005年，在美国的贸易赤字中，中国所占的比例达到26.3%，大大超过了日本的10.8%。日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美国和中国，把自己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所占有的份额降了下来。而与此相对，中国从国外接受生产设施，使经济实现了增长，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有的比例也增加了。
其实，把生产设施和零部件向中国转移，美国企业比日本企业行动得更早。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的著作《东西方的逆转》的副标题就是“亚洲，30亿人的资本主义者” ，他在书中指出了“沃尔玛的影响力”。2003年，沃尔玛从中国进口了150亿美元的商品，2004年这个金额增加到了18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约占其整个贸易赤字的23%。（日文译本114页）
中国的企业规模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展开了跨国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对于美国来讲，对外贸易不均衡的焦点，已经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了。
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日本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即使是经济运营最后也不得不听命于美国，而中国则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从围绕着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观察，美国仍然不得不倚重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作为美国，对处于自身影响范围之外的中国也很难办，在这一点上，与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相比，不同的货币力学关系开始发挥作用了。
美元、欧元、日元、韩元——200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人民币的一揽子货币的主要构成就是这四种货币。如果这样，人民币就与美元脱钩吗？很明显不是。
99.7%——假设“实际的人民币行情原原本本地反映一揽子货币”，美元所占有的比率就是如此之高。这是瑞穗综合研究所的研究结果。
“一揽子货币的理论值和反映外汇供求的人民币行情不一样。”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辩解，日本的货币当局对此只有苦笑，“中国把人民银行买入美元的干预也包含在供求范围里了吧？”
纵然如此，如果经常赤字发生膨胀，美国还是会故伎重演，认可美元的贬值。而在其背后，则隐藏着减轻基准货币负担的考虑。
“单一的美元货币储备，其任务不能更加多样化吗？”在广场协议之前，马尔福德曾这样试探英德法三国。他们的反应是消极的。“即使是加进声明文里面，其表述充其量不过是‘加以探讨’。”最后，马尔福德对日本方面摊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