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缘簿事件、内需的发现、泡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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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88年的财政金融政策对泡沫的膨胀推波助澜，却的确不是泡沫产生的导火索。还有，作为防治泡沫的政策课题，标准的宏观政策是否能够阻止泡沫的膨胀？如果能，那么需要改变哪些政策，这些都需要研究。大家看到，1987、1988年时，为治理泡沫，实行急剧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可能的。
把这称为“政策的失败”，我认为那是实用主义的办法，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再看看最近“格林斯潘魔术师”的例子。巧妙地运用金融政策，可以控制泡沫吗？我想会有反对意见。详细内容我们基于篇幅原因不去细究，这里首先指出三点。第一，在美国的情况下，泡沫和经济规模相比很小，影响也在小范围内发生；第二，需要时间对日本的泡沫进行充分研究；第三，在泡沫真正治理成功之前格林斯潘的任期就已经结束了。
我的假说是，1987、1988年日本的泡沫成因，如果要为它冠名，那就是“市场的发现”，这和“民活”、“缓和管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把各种各样监督管制之下的日本经济放松管理和保护，让它逐渐转移到“像市场一样的市场”中去。在“发现”过程中就会产生 “适应障碍”，比如过度的日元升值恐怖症，或者克服日元升值后的自信过剩等等。“市场的发现”是日本经济为做大做强而必须穿越的难关。不能否认的是，自立的精神、舆论的形成、人才与法规的齐备以及其他体系等，几乎所有的方面日本都是准备不足的。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出现经济混乱，准备不足使乱七八糟的“学费”高昂。好不容易交了学费，应该尽量多学点知识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向国民坦率地说明，唯有“政策的失败”才导致泡沫的爆发，这样才能做到干脆利落。
此外，为了公正，我也要谈谈自己1988、1989年前后对泡沫的体会。前面说过，我对急速上涨的股票价格的合理性存在疑问。“东京的土地价值，皇居那么大的面积就可以和整个加利福尼亚的价值相当”之类的说明当然是一派胡言，关于设备投资的“十五年间的技术革新周期”之类的强势论断也同样是骗局。但是，我国经济界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从高度增长变成了稳定增长，举国过剩投资的事态基本超出了我的想像。日本的民间经营者整体来讲的确十分出色，没有转嫁责任的心计，我的想像力的界限，是所谓经济学的主流画出来的。
话题可能有些跳跃。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名著《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在2002年刊印第四版，对日本这次的泡沫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说明，两年前日文版出版的时候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但在1981年，也就是初版发行3年以后，以《金融恐慌会再来吗？》的刺激性标题被第一次介绍到日本来的时候，似乎没有引起注意。我在1963年参加大藏省的“经济理论研修”时，作为国际经济论的参考书，得到了他的《国际经济学》（但是，小宫隆太郎教授实际使用的讲义和教科书是芝加哥学派的维内克写的图形丰富但很抽象的“程度很高的”教科书）。所以我虽然知道金德尔伯格的名字，但真正读他的《金融危机史》却是去年的事。